2025年10月，钱岳的新书出版之时，恰逢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她刚刚通过评审，晋升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正教授。从读博算起，“85后”的钱岳已经在学术圈“摸爬滚打”15年。

她的新书《进入学术圈》在出版不久后，登上当当网新书热卖榜社科类第一名。这并非一本呆板、充满说教的工具书，而是她真实的“成长日记”。她强调自己不是最具学术天赋的人，也不是特别聪明，但想真诚地以第一人称吐露自己踩过的坑、流过的泪。

“我深知自己拖延写作的典型做法：我会骗自己说，文献还没看完，我还没准备好开始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写东西像挤牙膏。”“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进去了，还被审稿人批得体无完肤。”“在读博阶段，我做过挺多不成熟的事情。”“我申请了70多份工作。”翻开这本书，学术界的同行仿佛能通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

那么，钱岳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地留在学术圈？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科研“匠心创造”的过程让她如痴如醉，与合作者携手解决问题也让她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合作者正是她所看重的，也是她认为学术界的一个特有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

在书中，她将自己从学术小白一路“打怪升级”成长为博导的故事娓娓道来。现实中，她仍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答案。日前，钱岳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与其说“圈子”，不如说“学术共同体”

“网上很多人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去搭一个不草台的班子，然后一起做1+1>2的事情。我的合作者让我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名为《进入学术圈》，你如何看待所谓的“圈子文化”？

钱岳：

与其说是圈子，不如说community，即学术共同体。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有他们给我无私的支持。与其把学术圈想成一个需要拉帮结派的地方，不如思考我们怎样在学术圈里找到真正喜欢的、合得来的，能够一起成长进步并且相互信任的朋友。

我在国外做教授，国外也有学术圈，表现形式可能与国内不同，但同样存在靠推荐和口口相传获取学术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情况。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好与不好的地方。我自己比较喜欢学术界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拥有的自主性还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选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主题的研究，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招不招学生、招什么样的学生……让我们的自主性最大化地发挥作用，可能对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好处。

《中国科学报》：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迎接下一代年轻学者？

钱岳：

学术界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如何发展，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思考。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社会变迁，如今高等教育也处于一个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的时机。我希望资深学者能够给予年轻学者更多支持，传递知识和经验。同时，整个学术界需要思考如何在科研经费减少、终身教职职位稀缺等情况下为年轻学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此外，现在的学生更有想法，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些学生明确表示不想读博或选择回国工作，这种坚定的自我认知让我感到佩服。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不赞同“科研逃兵”这个形容？

钱岳：

离开学术界或继续做学术都是个人选择，选择离开的人不应被定义为“逃兵”。在当前学术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年轻人选择离开学术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没有说哪一个选择一定比另外一个选择更好。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最适合的决定，就有点像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自我和解，打怪升级，自赋意义

“我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但是，工作的第三年，我的心态竟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渐渐想开了：我属于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即使几年后没评上终身教职，以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得很好。”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科研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你如何应对在没有获得最终成果，如发表论文或获得终身教职前的焦虑？

钱岳：

享受科研过程本身很重要。如果对研究领域感兴趣，这个过程就没有那么难熬。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具体来说，将大任务分解为小任务各个击破，设定阶段性目标，也非常重要。

李银河在与鲁豫对谈时讲到，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赋意义，而不是依赖外部认可。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的存在和所做之事可能显得渺小，但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念感并认为它有意义。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就是这个领域对这个话题了解得最清楚的人。在科研领域，这种信念感尤为重要。

《中国科学报》：所以随着经验不断积累，学术之路会更轻松吗？

钱岳：

我想并不会。环境在变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角色一旦增多，投入到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会更有限。做好科研从来都不简单，需要不断推动知识的边界。挑战永远存在，但随着经验增加，会更有信心克服困难。

读博无疑是一个自我和解和打怪升级的过程，其间能够培养可转移技能和非认知能力，如坚持和反思能力。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想通，即使最终未达到预期目标，过程中所有的努力也会带来自我赋能和成长，一定不会白费。

《中国科学报》：处于科研初期的人会好奇，“想通”与“升级”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钱岳：

不同人生阶段遇到的挑战不同，可能是被生活逼迫，也可能是通过时间积累和自我反思。化解困惑的方式需要自己寻找。

我有时通过听播客、读哲学书获得外部启发。当时听着可能像留不下什么印象的白噪声，但是当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会突然开窍，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在学生眼中非常淡定，但我会跟他们说，你讲的东西我以前也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也非常苦恼焦虑，但是等你经历了就会发现，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科学报》：你微信的签名是：“把时间浪费在快乐的事情上”。纯粹的科研是否是你快乐的事情之一？

钱岳：

写作是我工作中喜欢的一部分。我不写作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脑子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包括今天晚上吃什么、以后会不会地震。写作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真的会让我忘记时间。工作中能专注于喜欢的事物是非常珍贵的。

年轻时我们能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但随着资历增长，行政和指导学生等工作可能占据更多时间，生活中的责任和身体机能也会变化，心态和职业规划也会变。但拥抱变化并接受不同阶段的喜好和目标是一件好事，不同阶段都可以找到新的职业轨迹和快乐，走一步看一步也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中坦言，你读博初期听不懂同学讨论，在读文献时抓不住要点，还写下“灵魂叩问书”问苍天自己该怎么办。可以分享你在学生时期的一个低谷时刻吗？

钱岳：

刚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我英语不算特别好。每周的理论课要读几百页文献，我记得自己完全读不懂康德，甚至读中文翻译也理解不了。那时压力特别特别大，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和马克思对话。

后来我意识到，我不需要读懂所有东西，我可以选择与自己有共鸣的理论进行研究和与之对话。在理论课上，我基于社会生物学和社会进化理论撰写了我的课程期末论文。最后我不仅顺利完成了课程要求和期末论文，还用这篇论文里的想法申请到了去斯坦福大学参加科研工作坊的机会。

《中国科学报》：从博士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的过程中，你是否曾有过困惑或紧张？

钱岳：

过去都是和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合作，第一次跟学生合作确实是忐忑的。我真正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是带着学生一起发论文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这种互相成长是非常美好的。

《中国科学报》：在完成这样一本“赤裸裸”的成长日记的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钱岳：

我大概2015年起在公众号“缪斯夫人”上写一些我喜欢的研究，慢慢也分享一些自己做学术遇到的问题和心得。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编辑看到了，就邀请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

之前我写公众号时，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正面反馈。有一位学者曾告诉我，她将我的文章打印出来贴在写字台前，每次写不出来（论文）的时候就看一看，激励自己。这样的反馈也让我觉得，分享是有价值的。

但写这本书时，我还是感到诚惶诚恐，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广泛分享经验的阶段，好像还不够资格。写这本书并不是想表达我优秀，而是因为我确实犯过很多错误，走过很多弯路。我自己平时是一个比较喜欢反思的人，而且我也很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反思写下来，为那些不知道学术界规则的人提供一些指南。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读者在阅读你的故事与经验分享后，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吗？

钱岳：

该如何定义弯路呢？我觉得学术界也不是一条直路，犯过的错误本身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叫hidden curriculum，即隐藏规则。比如我是家里第一代博士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从本科到当大学教授，我一直在边生活边学习。我一直愿意跟师弟师妹、学生交流，写书也相当于跟读者交流想法。

这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些老师说，很多学生在开始读博时并不知道读博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付出。有一些学生开始读博后，可能觉得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甚至变得抑郁。我希望至少用我的经历，还有我见证的一些事，给大家呈现读博和做“青椒”的模样。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出版后，你收到了哪些反馈？

钱岳：

微博上一位网友留言说，她跟我处于差不多的学术阶段，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想跟我隔空high five（击掌）。还有一位博士毕业的女生说，她把我书里有关读博对我人生的改变的一段话放到了她的博士论文致谢里。还有一位本科生对我写的科研工作者如何参与大众科普的部分非常感兴趣。

其实这本书的读者群比学术圈更广。学术圈的人可能更关注写论文或应对同行评审的建议，而非学术圈的人可能会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时间管理的部分有共鸣。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和生活经历从中获得不同的启发。编辑形容这是一本“充电宝”小书。

我想说，人生不仅限于工作。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其他方面也会变得重要。我很喜欢编辑在书脊处写的一句话：“在学术中找到位置，在生活中找到自己。”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从博士到教授“摸爬滚打”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第一，危机之下，优质藏品被迫集中入市。经济寒冬中，不少藏家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变卖手中珍藏，海量顶级艺术品短时间涌入市场，直接点燃交易热度，推高整体价格。

第二，富人的相对购买力，在危机中反而变强。即便资产账面缩水，富豪的财富体量依旧远超大众，相对购买力大幅提升。他们果断将资金投向艺术品，以此分散风险、对冲资产贬值，守住财富基本盘。

第三，危机恰逢超级富豪的生命周期更迭。对站在财富顶端的人而言，金钱走到最后只是数字，面对生命流逝，一切财富皆如粪土。而不朽的艺术品，成为他们延续精神、安放灵魂的“临终关怀”与“精神陵墓”，即便倾尽家财，也要换取一份跨越时间的永恒。

但要清醒：只有金字塔尖2%的顶级艺术品，才具备与股市对冲的能力。普通工艺品、仿品衍生品，不仅无法避险，反而会沦为财富陷阱。

当下，全球正面临百年一遇的经济变局，这也意味着：未来十年，将是全球艺术品市场的黄金爆发期。

艺术品为何只涨不跌？三大属性碾压一切资产

过去二十年，房价涨幅数十倍，而中国艺术品的涨幅，却达到几百倍、几千倍，甚至上万倍，远超地产、黄金、股票等所有传统资产。

它为何能持续暴涨？核心在于它拥有三大不可复制的特质：

不可磨灭性：真正的艺术品，即便受损也值得倾尽成本修复，其原作价值永不消失。不值得修复的，从来都算不上艺术品。

永不贬值性：普通商品越用越旧、越放越贬值，而艺术品恰恰相反，时间越久、历史底蕴越厚，价值越高，是唯一“越老越值钱”的资产。

历史唯一性：全球仅此一件，无法量产、无法复制。所有可批量生产的艺术衍生品，从买入那一刻就是最高价，最终终将一文不值。

这三大属性，让艺术品如同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却比土地更稀缺、更具文化权重，成为人类社会最坚硬的价值堡垒。

从古至今，真正做到永不贬值、只涨不跌的商品，只有艺术品。它没有对手，是人类文明中最贵的资产。

数据足以说明一切：过去3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增长930%，而顶端2%的艺术品投资回报率高达1560%；沃霍尔作品价格暴涨481倍，罗斯科作品上涨40倍，顶端现当代艺术涨幅达21倍。达芬奇画作拍出30亿天价，齐白石作品以9亿成交，艺术品的价格，早已突破普通人的认知极限。

跳出经济学常理：艺术品是富人对抗死亡的终极信仰

艺术品市场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完全违背常规商品逻辑，而这一切，都源于富豪面对死亡的终极需求。

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不是贪婪，不是欲望，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在生命终结面前，金钱、权力、地位都失去意义。

超级富豪们，如同古代追求长生不老的帝王，无法接受生命的消逝，便将所有精神寄托在不朽的艺术品上。他们倾尽家财，买下跨越千年的文物、传世经典的画作，本质上是为自己建造一座“私人金字塔”——一座不用入土、却能流传千古的精神陵墓。

金字塔、兵马俑，本质都是人类对永生的渴望，是倾尽国力打造的精神图腾。而如今的天价艺术品，就是现代版的金字塔，是富豪用来安放意志、延续存在感的载体。

艺术品是唯一能承载人类精神、跨越百年千年的物质实体。它不会腐朽、不会消失，能让一个人的名字、品味与意志，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留存。只要人类无法实现长生不老，只要富豪依旧追求永恒，艺术品的价格就会永远上涨。

这不是投资，是信仰；不是消费，是对生命的终极救赎。

收藏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变富的路径

很多人陷入误区：等我有钱了，再去收藏。

真相恰恰相反：不是有钱才收藏，而是收藏会让你变得更富有。

收藏带来的，不只是社会地位与精神满足，更是几何级的财富回报。藏品暴涨百倍是常态，上千倍、上万倍的增值也屡见不鲜。

70年代，齐白石的画几十元就能入手，如今身价突破亿元，涨幅高达千万倍；每个时代，都有大批艺术家作品短时间暴涨几十倍、几百倍，无数普通人靠收藏实现阶层跨越、一夜暴富。

最愚蠢的财富方式，是把辛苦赚来的钱锁在银行，任由通货膨胀侵蚀价值，一辈子为一串数字奔波，既没有财富增值，也没有精神寄托。

而真正懂财富规则的人，早已布局艺术品，在文化复兴与市场红利中，握住了穿越周期、实现暴富的终极钥匙。

收藏，从来不是富人的游戏，而是普通人逆袭的捷径；不是闲情逸致，而是看懂生命与财富真相后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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